我們很容易認為，在艱難時期離開當地是一種不負責任甚至背棄的行動；然而，領袖亦提醒我們，需要誠實面對另一個現實─作為外地人，我們自身的不成熟與能力限制，反而有可能在危機中成為當地人的額外負擔，而非祝福……

作者按：數年前筆者抵達此宣教工場之際，戰事風聲已傳有時日。故本文將前輩同工早期的撤離評估等親身經歷一併紀錄，並加入筆者其後參與危機預備過程中的觀察與反思。

外交角力下的輿論風波

多年以來，這個地區通常未被視為戰亂之地。城市運作大致正常，生活縱有起伏，仍屬穩定。即使近年國際局勢漸趨緊張，坊間偶有「可能爆發衝突」的傳聞，多數人仍認為那只是外交角力下的輿論風波，未必會真的演變成戰事。

直到某一年，情勢開始明顯升溫。國與國之間的摩擦愈趨頻密，制裁與反制措施不斷加碼，關於「軍事行動」的消息密集出現。新聞中戰事相關的字眼愈來愈多，甚至連一向冷靜的當地居民，也開始自發性儲糧、為最壞情況作準備。那一刻，許多人忽然意識到――戰事，不再只是傳聞，而是可能真的要發生了。

危機處理小組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宣教團隊意識到不能再停留於被動觀望，而需要啟動更系統化的危機預備。一個由不同崗位同工組成的「危機處理小組」於是成立，負責蒐集資料、分析形勢，並向團隊提供建議。

挑戰之一並非資訊不足，反而在於資訊過多且真假參半。危機處理小組嘗試從多方交叉印證：媒體是其中一環，但不一定可信；同時亦參考各國政府發出的旅遊警示、當地官方公告，以及在群體中被視為有信譽、具代表性人士的第一手分享，避免被單一立場牽動情緒。我們逐漸明白，真正有價值的資訊，與「我」及「我所身處的具體處境」密切相關。

除此之外，團隊亦開始衡量所謂的危機影響值（crisis impact value）――不只問「會否發生」，更進一步思考：若真的發生，規模可能有多大？會持續多久？對個人生命、團隊運作及整體事工會造成多深、又多遠的影響？與此同時，我們也誠實計算自身能承擔的風險，包括身心狀況、家庭責任、團隊資源、後勤支援，以及長期壓力的承受度。

危機影響值

在初步評估後，小組開始制定應變方案（contingency plan）。這並非悲觀推演，而是在信靠中動用神所賜的智慧，使團隊於突發狀況中，能根據有限的時間與資訊作出較合宜的判斷，盡量降低人身與事工所承受的風險。

團隊成員原本就分散於不同地區，所面對的處境各有差異；再加上各人持有不同國籍護照，使去留考量更為複雜。有些國籍在衝突中風險較高，有些則在領事保護與撤離資源上較為完善。這提醒我們，有智慧的預備不能停留於籠統原則，而必須具體落實在每一位同工的實際身份與處境之中。

成為當地人的額外負擔

在多方評估與持續禱告後，領袖團隊當時建議所有同工撤離。這不僅是命令，而是清楚說明背後的整體考量，包括局勢可能的走向、外國身份在衝突中的風險等因素。我們很容易認為，在艱難時期離開當地是一種不負責任甚至背棄的行動；然而，領袖亦提醒我們，需要誠實面對另一個現實――作為外地人，我們自身的不成熟與能力限制，反而有可能在危機中成為當地人的額外負擔，而非祝福。基於這樣的分辨，領袖團隊耐心聆聽每一位同工的分享，並尊重個人的領受與最終決定。

由於同工分佈於不同地區，實際上難以進行全面的集體商議，因此領袖團隊承擔起整合與溝通的平台角色。事實上，撤離或留守的決定，並非結案，而是一連串後續行動與承擔的開始。撤離需要周詳安排，包括實際的先後次序、由哪裡撤到哪裡、事工的過渡與延續，以及如何向本地同工與服事對象清楚交代。

留守亦然。當時團隊中的確有人選擇留在最有可能爆發戰爭的區域。留下的人某程度上已作最壞打算，但在屬靈心志之外，仍需要清楚而負責任地交代實務，例如向有關單位與家人表明立場，甚至以簽署生死風險聲明的方式確認責任。這不是輕看生命，而是對群體與所愛之人的慎重交代。

最合宜的方式

後續重要的是維持合一和禱告。留守與撤離的同工並非分道揚鑣，而是以遙距方式繼續同屬一個服事團隊，透過當下最合宜的方式維持聯繫，在資訊分享、資源統籌與代禱中彼此承托、同行同工。

我們的團隊常常說，叫人擔心和害怕的事很多；但我們作主工的，不是讓恐懼支配和驅使我們作決定，而是求主幫助我們剛強壯膽，賜我們勇氣，去回應主在當下對我們的帶領，為的是要叫我們所服侍的族群看見主的榮耀。

作者：飯團
2018年加入使團
曾在創啟地區參與營商和教育相關服侍